今天下午，在看守所的铁窗里，19岁的小朱面对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今年6月，在上海警方的远程规劝和帮助下，小朱幸运地从东南亚的电诈“魔窟”逃回国内。虽然电影里关狗笼、牙签插手指、活生生被打断腿的情形，小朱都没有经历，但那种时刻担心遭遇不测的煎熬是一样的。

　　2022年底，小朱认识了一个叫“M”的网友。为了赚钱，他把自己的卖给了“M”。他清楚地知道这背后的猫腻，但他不在乎。

　　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小朱被公安机关处理。他并未因此警醒。2023年3月，“M”又通过微信找到小朱。“现在国外有个项目，只要会复制粘贴，每个月能挣5000美元，要来吗？”“M”刚说完，小朱就一口答应，“算我一个！”

　　出发前夕，“M”把小朱拉进了一个群。“你先帮兄弟们‘跑跑分’。”于是小朱先为“M”联系招募其他兼职者提供“跑分”。直到有一天，“M”在群里发了一张行程单，让大家各自去打印，准备出国，随后这个群就解散了。

　　3月11日，小朱从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泰国，再转机到东南亚某国。“M”告诉小朱这是为躲避盘查，必须采用中转第三国的方式。

　　这是一个与缅北非常相似的城市，说的是汉语，用的是汉字，满街是华人面孔，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城”。业与电信业在这里交织为一体，满街充斥着赌场、KTV和会所，拘禁、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时常发生，想要离开“园区”回国也必须缴纳赎金。

　　小朱所在的“园区”，有两幢19层高楼，一幢是生活楼，一幢是工作楼。“5层以下走廊窗户全是封死的。”除了保安和后勤是本地人，其他全是中国人。

　　刚到“园区”没多久，小朱就从赚钱的美梦中惊醒：有人已经来这里好几年了，在他们手机里，小朱看到了很多照片和视频，“一个人在房间里，戴着，被人用电棍电，还有一群人一起殴打他。”小朱说，从那时起，被打的恐惧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在园区里，一天要工作12小时，每天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规定加多少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二天就要爬上17楼，另做50个深蹲。

　　3月13日小朱正式上班。主管华仔带他去办公室签合同，没收了他的手机和护照，还删除了“M”的微信。合同规定，不能离开园区，除非有业绩，跟主管报备后才能拿钱出去消费；上班不能拿手机；公司的钱不能动；干满一年奖励5万美元等等。“华仔说他干了4年，没少赚钱，我心里总觉得那不过是在‘画大饼’。”

　　小朱最初被安排在17楼的“欧美组”，负责搜集外国人的社交软件账号，然后通过聊天给对方制造“恋爱”错觉，也就是常说的“杀猪盘”。

　　“还有人来给我们讲课，怎么跟人聊天，怎么获取对方的信任，怎么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引诱充值，怎么欲擒故纵给予好处，最后获取更高额的投资……”

　　小朱回忆，按照规定，拿到私人号码后，他们会在苹果的iMessage中群发短信，类似于“杰克你好，我是丹尼尔，好久不见，终于加上你了”等等。

　　“这是打造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人设，可以伪装成新加坡女生，30到35岁左右，开母婴店的女企业家，在美国居住了几年，然后在聊天提及自己的一些投资，收益很好，骗对方投资。”有时候，小朱还会伪装成丧偶多金的中年男性，向有钱的女性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后再诱骗对方在虚拟软件上投资。

　　“锣响意味着开单了，骗到钱了，领导就会把锣给他让他敲响。有人一天就能骗到上百万美元。15日发工资，我看工作群里工资最高的人有300多万业绩，提成拿到了40万美元，他在群里发照片，一大捆现金，他把30万寄回中国给家人了，剩下的留着自己花。”

　　小朱回忆，他们以寝室为单位，5人一组，整个17楼一共有十几个小组。晚上10点上班，早上6点到8点休息，再工作到中午12点下班。“下班后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做了一周后，因为英文实在不行，小朱被换到了18楼的彩票组。第二天，组长还是觉得他反应太慢，又把他“踢”到了19楼的“杀猪盘”组，成了专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华人华侨的“狗推”。

　　在园区不到一个月，小朱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瘦了十多斤。“睡不着，吃不下，头昏脑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出去。”表面上，小朱努力学打字，维持和管理层的关系，但每周拿到手机的那天，他都在查回去的路线。

　　没有业绩，屡遭白眼，小朱找到华仔，表示不想做了，想回家。“不想做可以，拿5万元人民币赎金来。”

　　小朱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直到4月中旬，华仔才终于松口，同意只要交2000美元就可以离开，但护照要留下。小朱说：“也许是我来的时间太短，能力也不行，没给他们创造太多收益，才能让我交钱离开。”

　　小朱仍不想付赎金，他在园区里四处寻找可以出逃的“漏洞”。“连地下室都走遍了，发现地下室都有铁门和保安。”无奈之下，小朱只能给父母打电话求助。母亲和姐姐给他打了一笔钱，供他为自己赎身。

　　交钱离开园区后，小朱搭了个车，车载着他在4号公路上奔驰，几个小时后终于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一路上，小朱一直提心吊胆，因为“经常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绑架、勒索”。

　　在大使馆门口，也有人找他搭讪，告诉他补办护照先要开报警证明，给80美元就能帮忙开好，给他送过来。小朱从手里拿到了证明，但申领护照时还是失败了，因为需要在当地工作两年才能补办护照。

　　身上只剩下200美元的小朱滞留在了当地。一来二去，又耗了20多天。“每天都在想赶紧离开，那边东西非常贵，酒店一晚上25美元，还要吃饭，每天花销就得好几百，而且人生地不熟，万一哪天遭遇不测怎么办？”在此期间，小朱遇到过两个广东人，是从另一个“园区”偷跑出来的，“园区”的人一直在抓他们。“抓到后就会被转手卖掉，他们根本不敢露面。”

　　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漕河泾派出所在侦办一起电信网络案件时发现，小朱为滞留境外的涉诈重点人员，民警通过家人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尝试远程规劝他回国自首。

　　“我是上海公安，如果你想回国的话可以聊一下。我们很有诚意，会尽量帮你，你不可能在外面待一辈子。”面对民警真诚的劝说，小朱通过了民警的好友申请。

　　“当时心情很复杂。之前我犯过事，是取保候审，这次回去就要被收监了，加我微信让我回去自首，我就讲了一下现在的情况，说正在办证件，无论如何先回国再说。”

　　在民警多方协调下，小朱在当地领事馆办理了一张一次性的回国证明，又购买了5月18日返回上海的机票，5月19日凌晨落地后，被警方押解到了派出所。6月21日，犯罪嫌疑人小朱因此前“跑分”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其他犯罪嫌疑人也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尽管如此，小朱在“东南亚淘金者”中仍算是幸运的。警方提醒：不轻信高薪境外工作。滞留境外窝点人员家属请及时联系劝诫亲人尽快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拒不入境投案自首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